[17]政治过程的萎缩会削弱多数决过程根据情势做出自由裁量的必要权力，也会削弱公共审议的质量和公民参与动力。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对于促进行政诉讼当事人和解，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这就为人民法院通过协调方式妥善解决行政案件预留了制度空间。

受理数量较前十年（1992年至2001年）增长50.72％。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行政案件申诉上访率高、原告服判息诉率低的问题，着力实现对相对人权益的实质性有效救济，着力构建行政审判长效机制，促进了行政审判工作的良性发展。一些地方党委领导积极评价和支持行政审判工作，行政审判工作呈现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特别是，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快收、快审、快判、快结的特点，提高了行政诉讼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使审判资源配置更加科学合理，形成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的良性循环。对于违法或者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判决撤销、变更或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该司法文件对行政案件的审判依据、法律规范冲突的适用规则、新旧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法律规范具体应用解释等问题作了明确，对于确保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统一性和连续性起到了有效的规范作用。目前，随着该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行，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严复主张，国家虽是由人所为，但仍是天演之物，其程度高低，皆有自然原理，一切因其自然，而生公例。

在他看来，所谓自由的人民这样的概念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建立立宪政体最紧要的工作是改造对民众不负责任的政府为有责任的政府，至于民众能享受多少自由，则与政府之权限一样，要遵循天然自演之理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而居上之人，亦坐无此机关，未由测验。费孝通把这种状况命名为‘差序格局，然而，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向立宪过渡，还要培养国民素质，因而在清末应大力提倡‘合群（社会统合）和‘上下一体化。但诚如孔飞力所指出的，关键在于，无论是顾炎武还是他的评论人，都没有把制度架构问题提上议程，这一讨论的着眼点在于地方政治的精神心理基础。

严复将确立治权的社会称为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惟欧民气质之异于吾亚，故当深受压力之际，辄复建自由之号，以收召群伦。

{5}1242-1250二、量化的自由从哪里入手来理解严复以古文的方式对现代政治概念的描述呢？佐藤慎一认为，《政治讲义》最大的特色在于用彻底量化的态度来对待专制与自由这一问题，而这一特色也是理解严复的关键所在：在20世纪初的中国，对专制与自由的问题虽然从各种各样的立场展开了不同的论述，但是除了严复之外，所有的论者都是将专制与自由作为质的问题来把握的。……盖舆论之价值，、固比例于民智民德之高下而为轻重者也{7}。因此，同生物有机体存在进化现象一样，有机体的国家也存在进化现象。正如严复所说：今夫国有代表议院者，其效果无他，不过政府所行，必受察于国民之大众耳。

这样，为了统治而不可缺少的机关就是政府，因此，天下无无政府之国家。法民革命而后，大陆各国，大抵有议院矣。总体上来看，严复（和梁启超）的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修改方式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和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论均不相同。另外，孔飞力也从晚清的地方自治运动人手来分析辛亥革命前十年的立宪运动，他认为地方自治理念在中国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中国传统的、封建的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宪政理论中的分权与限权思想不能落到实处，中国晚期帝制的社会对于平权与选举代表制度来说，并不是一块丰沃的土壤。

若其智识程度不足与时势相应，其所主张之利害往往与事实相背驰，则所谓舆论要不过庸耳俗目之凡识。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

就像生物中由细胞构成各个机关而承担各种生命活动一样，国家也是由各种各样的机关承担不同的作用而组合起来才得以存在的。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君上仁暴，非所关于毫末也{5}1284严复对西方的立宪政治制度十分了解，对于议会在立宪政体中的功能，严复也有精辟的界定，他认为：如今西人，问某国之民自由与否，其言外之意，乃问其国有同彼之上下议院否。

且群俗变迁，时宜各异，……群治至赜，事几至微，必其群之智识能洞察时势之真相，深知国家之大计，然后其所主张之利害，能切中于事理，而造福于国家。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如是者，其政府谓之专制，其百姓谓之无自由，谓之奴隶。严复认为，无论何等国家，其中皆有此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权力，如果没有一个机关来行此功能的话，如严复所说：政府所倚其扶立拥戴以为存者，乃今不欲扶立拥戴之。夫言治权广狭，反观之即无异言自由之多寡也。与有责任政府相对应的概念是放任政体的概念，严复创立这一对概念时所集中关注的仍然是中国的贫弱和政治的亟待改进，对此，他有如下的评论：即在吾国，使后此果有盛强之日，吾恐政府之柄，方且日张，民有自由，降而益少。

于是，清廷对乡绅等地方精英的期待也是传统的官民关系的写照：通过教育开导下级平民，使其具有上下一体化的国民素质。是二义者，不但不能相合，实且几于相灭。

（参见：王拭．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86.）[5]西方历史学家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史有许多诠释方法，但有4个命题颇为流行：清帝国瓦解后出现的军事混乱和分裂。五洲政治之变，基于此矣，同时他也指出自由平等等西方概念虽然是讲义中的核心概念，但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为学术仍然以中国为依归：古之人发此者二三千年，中西载籍，莫不有考，然而最后百年，其学乃大盛，得此以与向之平等自由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于谋新，而率旧之思少矣。

相合云者，如国有议院，其政令即当宽简，或由政令宽简，便可卜知其国之有议院也。这是严复作为中国第一个政治科学家的独特性所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对于政治、法律的讨论才最值得我们关注{1}。

今夕所言，大抵不逾自由之义，非个人之自由，乃政界国民之自由{5}1288。严复引用斯宾塞的话说：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严复则是从民（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立场来阐释其政治学说的，而且他主张平等地赋予民政治权利的民权思想亦引人注目{2}。以政府之由于无责，而转为有责，殆亦势所必至之事。

每有专制之朝，如前所言，其残民以逞，固也。欲求免此，舍逆命造反而外，无可据之法典，以与之争。

其时英民革命，曾杀一王，名察理第一者，其后君民难解，嗣君复辟，而议院之政权遂立。虽然，自不佞言，真不识二者之深别也。

……自政府既立，此患乃轻，其众因以不散。夫苟如此，则何必定用自由，称其国众为自由之国众乎？但云其国所建，乃有责任政府足矣。

众治则不得不用从众代表一制，凡此皆相因而生，无由解免。政府同而所以为政府者大殊。吾今欲进而论之，意将由吾意中设最美之目的，以后递验古今所有各政府，几人达此目的，几人未达，而后治乱盛衰有可论乎？顾此法前人多有由之，即其所谓最美目的，真不胜其繁也{5}。严复的《政治讲义》使用了梅因的方法：历史精神与进化论

故西人所称之自由国，必其有议院以为立法成赋之机关。独至当为灾害之时，喜自由之说者将曰：此非自由，乃放肆耳。

第一个前提是，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存在。专制之政府，无以为宣达测视舆论之机关，而立宪之政府有之。

此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共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